自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理念以来,成都持续致力于探索、建立和健全公园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路径探索与规划导则、价值转化与示范区建设等重大问题,并不断结合国家要求和实践探索细化完善建设思路。未来五年,是成都全面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攻坚突破期,《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行动计划(2021-2025年)》相继发布,为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指明了发展方向与路径。
目前,成都正处于城市能级跃升期、要素集聚增长期、发展方式转型期、动力转换攻坚期、改革创新关键期、现代治理提升期。发展目标更加多元,亟待健全现代治理体系,增强公园城市治理效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相结合,打造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公园城市。
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壮大成都都市圈、建强“极核”过程中,必然面临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要务,这也是成都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的应尽之义。在共建都市圈过程中,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政府现代化治理水平,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配置和市场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打破按照行政级别进行资源配置的现行制度,探索区域间资源利益的动态协调机制。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基础、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加强多个领域的政策支持力度等措施来确保成德眉资各区域参与跨行政区域发展模式的积极性、确保跨行政区域发展模式的有效性。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成都已经是一个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的超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有序高效运转必须要突出智慧赋能,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度融合应用,特别是以应用场景驱动数据融通。应积极建设“智慧蓉城”,大力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全域网络基站建设,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高效联通、全域覆盖;构建城市基础设施智慧感知系统和“智慧网联”体系,实现对水、电、气、底下管网、路网、隧道等城市公共、公用基础设施的智能化监测,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仿真、预警甚至辅助决策的体系和机制。推动实时计算、自动感知、自动决策等领域技术革新和应用,紧扣“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实现“城市大脑”全面提能;打造“惠民、便民、利民”的远程医疗、智慧养老、智慧安防等智慧应用场景体系,深化推进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信息数据共享、对接和联动,推行全方位、便捷、高效、智慧的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疫情防控等社会重大因素对城市社区基层治理提出重大挑战。应在“智慧蓉城”建设的基础上推动基层智慧治理。健全数据应用基层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确保数据应用的安全、规范,为个人隐私权提供切实保护。创新基层智慧治理工具,加大智慧终端、网络通信、网联平台等基层智能基础设施和系统建设,提高治理效能、降低治理成本、扩大治理收益。建立与城市智慧治理、基层智慧治理相适应的标准化的数据集成、整合、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动态更新、跨级别和跨部门间系统能够有机兼容,减轻基层治理人员工作负担,切实提高治理效能。此外还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共治的动能,推动基层治理智慧、高效、协作运转。 超大城市人口高聚集和高流动带来自然灾害与公共安全风险快速攀升,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形成的普遍共识。要坚持习近平“全周期管理”思想引领,创新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方式方法,围绕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螺旋式提升城市应对灾难风险的韧性能力。从全链条角度,理清安全与灾害治理中的条块关系,不断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职责体系,明确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从全过程的角度,理清公共安全与灾害动态发展的重要症结,不断完善符合城市发展变化规律和风险演进态势的治理流程和机制,实现城市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安全治理响应;从全要素的角度,理清公共安全与灾害治理依托的要素基础,强化资源的整合,强化多元主体的参与,提高党政主导下社会协同推进城市安全治理的能力。 大力倡导绿色消费,持续提升消费品质、促进消费升级、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是深入推进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的应有之意。要紧扣绿色低碳目标,深化完善消费领域相关标准、统计等制度体系,优化创新财政、金融、价格、信用、监管等政策措施,形成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奢侈浪费得到有效遏制。全面推动吃、穿、住、行、用、游等各领域消费绿色转型,统筹兼顾消费与生产、流通、回收、再利用各环节顺畅衔接,强化科技、服务、制度、政策等全方位支撑,实现系统化节约减损和节能降碳,绿色低碳产品成为市场主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形成政府大力促进、企业积极自律、社会全面协同、公众广泛参与的绿色生态共治格局,形成公众自觉选择绿色、健康、低碳生活的良好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