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有效地整合区域高等教育资源，才是实现区域创新的关键。

从人才培养上，只有加强不同类型院校间的合作，才能实现院校优势的共享；在创新环境建设上，政府、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是外在条件；分类发展是避免资源浪费、同质化发展的破解之策。

我国已经出台了“双一流”建设相关政策，基本考虑到了区域

的差距。在现有格局下，可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特点，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院校进行合作是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的重要思路，如农业发达的区域可与重点农业大学合作，工业发达区域可选择工科较强的院校合作，也可就某一个或几个学科进行联合办学等。

首先，区域重点院校应加强与区域应用类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的合作。职业院校是直接与企业联系的院校，甚至有些职业院校就是由企业来办，因其自身研发技术的限制亟需重点院校提供研究的支持和师资的帮助；对于一些办学质量较高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区域重点院校要在理论上、师资上给予帮助，使其在硕士点的申报和办学层次的提高上能够得到理论和经验的指导，提高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使一批优秀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提升为区域研究型大学。

其次，要打通职业教育办学层次的壁垒。职业教育不应仅停留在专科层次，职业教育也应有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层次的教育。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我国台湾省的 156 所大学院校中，仅有 13 所专科学校，74 所隶属于职教体系，台湾技职类院校已基本没有专科层次的教育。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技职类教育也都有本科、研究生层次的教育。一些办学质量高、办学声望好的职业院校应鼓励兴办本科甚至硕士层次的教育，这样才能吸引更好的生源和优秀的教师加入到职业院校。对于一些落后区域，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办学水平所限，无法靠自身的实力去兴办本科或硕士的职业院校，可与区域内本科院校、重点大学合作，举办本科、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并不是传统观念中低劣的教育，职业教育也可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亟需职业类人才的，但由于生源、师资等办学条件所限，使其培养的人才达不到企业的要求，才导致其办学声望下降、人才培养质量下降。这就需要区域高等教育统筹发展，职业院校与区域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重点大学合作，对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提供师资和技术支持，提供理论指导和教学、研究场地。职业院校与企业联系最为紧密，但其自身办学水平所限导致创新能力不足。职业院校非常清楚区域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创新技术，而区域重点院校虽有研发能力，但由于多以理论研究为主，与市场需求的应用型研究并不完全契合，应用型本科院校虽具有理论和应用研究兼备的优势，但却缺乏职业院校对市场的敏感度和重点大学精深的研发能力，因此，三者的通力合作是实现利益共享的重要途径，也是打通职业院校办学层次的最佳通道。

再次，加强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合理引导。应用型本科院校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但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面临办学目标模糊、转型方向不清晰、发展思路不明确的问题。在区域经济亟需应用类人才的当下，如果不合理地引导其发展航向，就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重复建设，以及使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面临陷入绝境的危险。对办学质量高、社会声望好、办学效益明显的高校，政府应加强引导，制定标准，为其提高办学层次提供机会和平台，使办学质量高的地方本科院校优先获得硕士点机会，吸纳优秀的研究生和教师，为区域创新提供研发资源和生力军；对于办学质量差的高校可进行降格，或取消办学质量差的专业的学士授予权。

政府、企业、高校三者之间有效的关系协调是区域创新体系形成的基本要素。

埃科瓦茨于 1997 年提出三螺旋模型，分析提出政府、企业、学校三者之间有效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实现区域创新的关键环节。伯顿·克拉克也提出了大学、市场、政府关系的三角模型，三者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博弈关系，有竞争也有协作，三者作为区域创新的主体，其通力协作是实现区域创新的关键要素。

考虑到我国政治体制结构的路径依赖性，在政府主导下引入市场原理是适合我国学术生态的，也即建立由政府引导、高校和市场参与的一体化格局。截至2017年5 月31日，我国共有高校2631所，其中民办本专科院校 318 所。也就是说，我国大部分高校依然是以政府投资办学为主，院校对政府资源的依赖路径决定了地方院校的发展要按照政府的方向前进，这就需要政府在院校的发展上提供明确的办学方向。

至今初步达成的共识是：地方院校要提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政府要依照企业的需求作出准确的判断。这就需要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作出宏观把握，并确定哪些是主导发展的经济类型、哪些是将要淘汰的经济类型。基于未来主导的经济结构来培养区域技术需要的人才才是地方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向，因此，政府的疏通和协调非常重要。企业作为人才的需求方，需要大量的创新技术和创新人才，从而把科学技术转化为创新产品。但为什么招不到创新人才、缺乏创新技术，其主要原因还是校企合作的断裂。长期以来，企业与高校各行其是的关系导致了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培养的错位。除地方重点院校外，大多新建本科院校的校企合作效果并不理想，新建本科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其校企合作的效果直接影响着区域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除少数沿海发达城市外，我国广大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校企合作开展并不理想。沿海地区有着丰厚的企业资源，开展校企合作相对顺利；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缺乏企业的支撑，很多校企合作多止于合同和形式，很难有实质性的开展。少数企业对地方院校并不信任，或并不愿意把资金投入到地方高校，也不愿意把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送到学校从事教学；即使送到学校，这些技术人员也并不擅长教学，他们更擅长操作。高校的教师也不愿深入到企业进行实践学习。中、西部地方院校的老师长期从事理论教学，很少与企业接触，即使深入一线企业也很难学会实际的操作技能；况且，在学习期间可能会耽误职称的评定、奖励的获得等，在现有高校师资管理队伍和晋升制度无法跟进的情况下，教师进入企业学习无疑是一种冒险。因此，这就需要政府的从中协调，在地方院校的师资引进政策上可给予适当倾斜，如企业愿意进入高校教学的，在服务期限内给予适当的经济和政策补偿；高校教师愿意深入企业学习的，经过学习达到“双师型”教师标准的，可给予“双师型”教师额外的奖励。当然，政府的奖励和协调是在保证企业或高校给予现有待遇、并不降低现有待遇的基础上进行的。对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研发同样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协作。政府的政策支持不能止于形式，如经济补助和政策倾斜等优惠政策应如实兑现，这样才能使校地合作实质性地开展。高校应加大对“双师型”教师的引进和培养，提高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培养，围绕区域经济社会所需要的项目开展合作，在获得政府政策支持下开展企业所需要的研究项目，使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能真正实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功能。

造成趋同办学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办学方向的模糊性。我国教育事业是政府主导下的办学格局，如何正确地引导办学方向直接关系到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航向和路向。

依据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分类标准，我国学者把高等教育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4类。刘献君把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分为研究型、教学型、教学服务型 3 类。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发展，新建本科院校作为地方高等教育的主力军蓬勃发展，截至2017年12月底，新建本科院校已经达到 440 所（不含独立学院）。2014 年教育部引导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教育转型，50% 以上的新建本科院校都提出了向应用技术转型的办学目标，应用类院校成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支撑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职业院校作为我国技术、技工人才培养的主要承担者，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截至 2017 年 5 月 30 日，我国职业院校达到1388 所，占普通高校的一半以上。职业院校与普通高校这两类院校与研究型大学共同构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办学能级体系，虽然研究型大学在数量上并不多，但其对我国高层次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举足轻重的，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引领和导向的作用。

因此，把高等教育层次划分为研究型、应用型、职业型是适合时代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需要的。在这一分类体系的引导下，各类院校各司其职，按自己的目标方向办学，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才能避免院校发展的盲目性和趋同性。分类办学应分工明确。研究型大学主要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工程研究型人才，把客观规律转化为科学原理，从事科学研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核心领域的创新支持；应用型大学主要培养工程应用型人才、技术应用型人才，可以将原理应用于实践，具备技术开发和现场管理能力的人才；职业院校以培养技术工人为目标，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技术型人才。在这一分类体系下，以政府为主导，三者有机协调，才能把科学理论应用于实践、把创新理论应用于实践，合理分工、通力协作、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建设，才能为区域创新提供科学技术的支撑，从而实现区域产品、产业与制度创新的一体化。

（作者：顾拓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原文刊载于《科技管理研究》2019年第11期）